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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入乡创业是指农民工、城市企业家、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和科技人员等到乡村从事创业活动。返乡入乡创业推动中国从“民工潮”向“回流潮”再向“创业潮”转变，使更多打工者成为创业者，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就业，进而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推动乡村振兴和县域城镇化。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式的升级，也是新发展阶段出现的新现象。国内一些学者对返乡入乡创业的影响因素（程广帅、谭宇，2013；陈文超等，2014；周广肃等，2017）及其在推动人才回流、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及县域经济发展等进行了分析（黄祖辉等，2022；刘祖云、姜姝，2019；王西玉等，2003），但现有研究大多偏重逻辑推理，或对某些特定因素、某种效应的实证检验，鲜有对新时期出现的返乡入乡“创业潮”的系统研究，尤其是缺乏基于实地调研、针对不同区域特征的政策分析。鉴于此，本文选择xx省作为样本，重点考察枝江市、xx市黄陂区和黄冈市，分析当前返乡入乡创业的趋势、动因与特征，并提出相关建议。
xx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长期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近年来，xx省经济增速相对较快，省内发展机会明显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就近就业，跨省流动的比重不断下降。2007年xx省农村劳动力省外务工超过500万人，占全部外出务工者的73.8%①；2020年省外务工600万人，占全部外出务工者（1100万人）的54.55%，与2007年相比下降19.25个百分点。2017年以来，xx省开展以“能人回乡”“企业兴乡”“市民下乡”为主要内容的“三乡工程”，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全省累计超过40万人返乡入乡创业，并带动350万人就业②。
在“三乡工程”的示范带动下，xx省各地、市、州在推动返乡入乡创业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本文重点考察的枝江市、xx市黄陂区和黄冈市均是xx省返乡入乡创业活跃地区和示范地区。其中，枝江市位于江汉平原，是返乡创业的国家级试点市。该市常住人口44.74万人，城镇化率为58.5%，2021年人均GDP高达16.89万元，是全国人均GDP的2倍多③。2021年枝江市4351人返乡就业创业，比2020年的3987人增加9.13%，其中返乡创业1154人，占全市返乡人员的26.52%。黄陂区是xx市郊区，也是xx省“三乡工程”的发源地和实践首创地，2020年末全区常住人口115.16万人，城镇化率为53.22%，人均GDP为8.81万元，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④。黄冈市位于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是xx省农业和劳务输出大市，全市常住人口近600万人，其中超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城镇化率为48.7%，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均GDP仅为xx省平均水平的50.9%，2020年外务工人员约为120万人。上述3个地区分别代表平原地区、大城市郊区和山区，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的地貌特征，是反映不同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返乡入乡创业情况的合适样本。
返乡入乡创业是乡村引入新业态、新动能的重要途径。对于中国近年来兴起的返乡入乡“创业潮”现象，有学者认为这是“民工潮”向“创业潮”转变的长期发展趋势。为了准确判断和把握返乡入乡“创业潮”的未来趋势，需要分析返乡入乡创业的动因。
（一）返乡入乡“创业潮”的兴起与发展趋势
返乡入乡“创业潮”是在农民工“回流潮”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由农村迁入城镇，在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2.925亿。这些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的过程中，积累了资本，也增长了技能和见识，是潜在的返乡创业群体。由于中国农民工大多以临时受雇形式在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工作稳定性较差，一旦家乡有合适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选择返乡。早在20
世纪90年代，一些积累了一定资金和创业能力的外出务工者开始看好农村农业发展机会，主动返回家乡开展创业活动。进入21世纪，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随着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而回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城市不少中小企业倒闭，许多农民工失去城镇的工作，不得不返回农村，形成一股“返乡潮”。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难”问题，还产生了一人创业带动多人就业的“倍增效应”（辜胜阻等，2009）。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基础设施、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农业农村发展机会显著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和就业，出现了新的一轮返乡入乡潮。
为了促进返乡入乡创业和就业，2015和2016年国务院分别出台《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2020年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9个部门出台《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因势利导返乡入乡创业释放了更多政策“红利”。各地政府针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现象，积极创造条件，以返乡促入乡，以创业带就业，化被动为主动，推动农民工“回流潮”向“创业潮”转变。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15～2021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从450万人增加至1120万人（见图）。2017～2019年返乡入乡创业人数年均增长率约为7.18%。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返乡入乡创业者规模加速增长，2019～2021年年均增长率约为14.79%。随着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返乡入乡创业的人数还将持续增长。
（二）返乡入乡创业的动因
近年来，中国城乡发展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乡村发展机会不断增加，吸引力逐步增强，而城镇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竞争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在外务工经商转变为返乡创业；一批大学毕业生、科技人员和企业家也积极入乡创业，城乡人口出现双向流动的新趋势。
1.创业环境不断改善，返乡入乡创业的“拉力”增强。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十三五”期间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38.8万公里①。2020年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438.2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84.3%；全国县级行政区全部接入国家电网。xx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了农村公路“组组通”，全面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和4G网络全覆盖。创业者在农村和小城镇创业，无论是信息的获取，还是产品的运输和销售，与城市的差距均显著缩小。为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的开展，xx省出台《xx省“三乡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全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为返乡创业搭建创业平台，提供用地、用电、用工、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使乡村创业“软环境”得到改善。随着乡村生态旅游、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特色种养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农村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经商者选择返乡创业。
2.乡村“外引”产业兴旺，返乡入乡创业的“引力”增强。近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持续上升，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丰富，要素价格相对低廉，具备较好的硬件设施和制度环境，本地市场增长潜力较大（孙晓华等，2018）。东部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和劳动力回流导致乡村“外引”产业兴旺，返乡入乡创业的“引力”增强。许多企业将需要大量信息和交流、以创新为基础的产前产后环节继续留在大城市，将技术已经标准化、操作程序化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西部的县城或小城镇，企业将管理职能和生产制造进行区位分离，实现跨区域运营和发展。例如，xx省枝江市引进总部位于xx的某光电行业龙头企业，2018～2021年，该企业产值由1000万元增长到3.4亿元，税收由150万元增长到2300多万元。企业员工由最初的150余人增加到1380余人。产业转移带动劳动力回流，为返乡人口创业和就业带来了机会。
3.在流动中提升就业创业技能，积累资本。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通过“干中学”积累了就业创业技能。只要有合适的创业环境和条件，就会实现从“进城走他乡”到“创业跨城乡”的转变，从外出的“民工潮”转变为回流的“创业潮”。例如，枝江市返乡创业者中曾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外出务工经商的分别占32.91%、24.34%、11.91%。
4.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就业竞争加剧和工作不稳定成为部分劳动力返乡入乡创业的“推力”。中国近3亿农民工虽然实现了非农化，但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而且他们在城镇就业具有不稳定性。近年来，由于中国城市房价及教育、医疗等费用上涨，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持续增加，就业竞争加剧，推动部分农民工从城市回流农村。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城市经济受到强烈冲击，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餐饮、酒店等服务业歇业及中小制造企业停产，部分农民工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不得不返回农村谋求生计。可见，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不稳定、社会保障的不可靠、社会网络关系的不健全，成为部分创业者返乡入乡创业的“推力”。虽然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高于在枝江市就业人员的收入，但外地的创业环境不如本地，生活成本高于本地，居住条件也不如本地，特别是在本地可以更好地照顾家庭。这些“非收入”因素成为推动创业者返乡的“作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