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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dang的**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着中国共产dang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归属,代表着中国共产dang人对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深刻践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现代化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这就要求必须通过妥善的手段处理和兼顾好劳动就业增收与收入分配公平、就业平台扩大与福利收益共享、生产力进步与劳动关系和谐之间的各种关系。近年来,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重要支撑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下形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支柱,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整体水平,加速重塑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引领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全局性变迁。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存在着时间的吻合性、目标的统一性、内涵的契合性和主体的一致性。在时间维度上,共同富裕需要分阶段循序渐进逐步实现,数字经济也经历了萌芽、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中国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时期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高度吻合;在目标维度上,共同富裕与数字经济目标导向高度统一,均是让现代化和数字经济建设成果更多更广泛更深入地惠及全体人民、造福全体人民;在内涵维度上,共同富裕强调均衡共享提质增效,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既强调创造和共享数字财富,也强调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与共同富裕的内涵要求高度契合;在主体维度上,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其覆盖范围是全体人民,数字技术的普惠、共享、融合性特征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建设发展主体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二者存在高度一致性。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式和共享式增长,有利于改善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使得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断加快,全面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加速转型,以跨行业、跨领域的技术、数据、要素共用共享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数字驱动新增长模式开始浮现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在此重要时期,dang中央及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作为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关键作用,积极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加速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共同富裕”和“数字中国建设”同时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加以明确。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既有研究多围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价值作用以及现实中的阻梗困难和实现途径等方面展开。其中价值作用方面,有研究指出,数字经济的高技术和分享性特征,既有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有助于为经济均衡增长构建良好的共享机制,进而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创新、协同、普惠等效应,构筑共建、共富、共享机制推动充分、平衡和共享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阻梗困难方面,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可能存在数字垄断提高社会进步成本、数字鸿沟拉大发展相对差距、数字技术造成生态绿色盲区、数字壁垒滞碍市场要素流通、数字劳动导致个体异化发展的风险。数字鸿沟、算法歧视、平台垄断等数字经济发展失序问题可能构成影响共同富裕进程的风险和挑战。实现途径方面,有研究认为,数字平台资本主义的数字剥削和数字殖民隐蔽于数字主客体劳动身份的异构之中,因此要寻找合理路径破解这种异构困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平台经济。应从依托数字经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以扩大市场规模、推动营商环境数智化变革以实现政商双向塑造、弥合市场分割以优化市场空间结构、促进物流业数字化及流通模式重构以打通流通领域堵点等四个方面入手,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综观目前的有关代表性成果,学界对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研究多从规模经济、共享效应、普惠效应、协同效应、创新效应和“微观-中观-宏观”等西方经济学理论或框架角度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融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理论框架,从分析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出发,明晰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指出其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纾解路径,以期进一步为当前数字经济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研究提供些许新思路。
二、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也称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集中阐释,认为社会再生产是指在一定生产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要素和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环节。该理论为当代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益指导。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与共同富裕存在深刻的内契性,分别对应着共同富裕关于“共同”和“富裕”辩证统一的双重要求。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循环中,生产环节是起点,消费环节既是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下一轮再生产的起点。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一起积累着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对应着共同富裕的“富裕”要求,关系着“做大蛋糕”的问题,是生产力的客观呈现;分配环节与交换环节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与纽带,强调效率与公平,对应着共同富裕的“共同”要求,关系着“分好蛋糕”的问题,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为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数字经济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先“富”后“共”。夯实物质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直接生产过程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源头动力。生产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首要环节,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生产环节主要由劳动资料、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构成。在数字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更新换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生产过程。数字经济聚力社会再生产,对直接生产过程进行数字化变革,数字生产力充分释放,驱动劳动资料数字化、劳动者智能化、劳动对象非实物化,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激活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社会生产力。
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运用推动劳动资料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使得基础设施不断迭新,由机械、电气等旧基建迈向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5G基站等新基建,劳动资料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生产劳动条件得以改善,劳动环境进一步优化。其次,劳动对象的场域在数字化过程中得以拓宽。数据要素不仅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料而存在,还可以作为新的劳动对象及数字劳动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并由此成为数字产业链上新的劳动对象。同时,一些数字技术衍生出的新业态、新行业也作为数字应用领域的劳动对象而广泛出现。最后,劳动者具备数字技能,使得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充分结合,劳动效率和创新性大幅提高,可以更快实现社会财富的积累增量。此外,一些数字化产品承担着劳动者的角色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劳动对象本身也成为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创造,数字化深深渗透于劳动生产的全过程,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整体跃升。数字经济通过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数字化发展,对直接生产过程产生影响,进而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推动共同富裕的加快实现。
(二)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公平分配完善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建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机制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应有之义。分配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间环节,也对应着共同富裕中“共同”的要求。数字经济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生产的同时,也凭借着要素所有权参与着收入利益的分配。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伴随着数据要素的参与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义和更加深刻的内涵。
数字经济赋能收入分配推动共同富裕具体体现在:一是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社会生产,等同于传统生产要素的角色参与收入分配,数据要素所有者按贡献程度获得由要素参与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数据、技术等数字时代新兴生产要素不断得到重视,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培育形成,更加健全的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得以建立,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抓住了“要素市场化改革”这一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总体提高的牛鼻子,使得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收入分配机制更加完善。二是由数字经济发展衍生出的众多新兴行业和崭新业态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劳动者凭借其在数字及相关行业付出的劳动获得相应的报酬,拓宽了社会整体收入分配渠道。三是随着数字经济在社会范围内的全面渗透,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有效提升,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得到更好发挥。政府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的数字化赋能实现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在健康的数字经济发展态势下,分配制度数字赋能推动了以数据为新生产要素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催生了由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充分保障了数据所有者和参与数字新业态发展的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有利于全面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进而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三)数字经济通过优化流通体系筑牢共同富裕的重要屏障
交换是社会再生产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之一。流通主要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商品交换在当今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构建完善的现代流通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数字经济加速了流通体系的整体聚合式数字化转型,催生出平台经济新形态,移动支付、快递外卖和网络购物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市场拓展提出了物流服务的新要求,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物流体系朝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向发展,大大提高了流通效率并进一步促进市场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