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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dang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dang，坚定不移推进dang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dang风廉政建设与dang的廉洁纪律有着密切联系，dang的廉洁纪律能够引导dang风廉政建设的发展方向，dang风廉政建设的实践成果能够丰富和发展dang的廉洁纪律。dang自成立以来，为增强dang员干部的拒腐防变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保持dang的纯洁性、加强dang的凝聚力，建立清正廉洁的dang内政治生态，非常重视廉洁纪律建设。根据马列主义的廉政思想，dang结合dang内和国内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了有关廉洁纪律的规定、条例和准则等，要求dang员干部按照各项廉洁纪律开展工作，规范日常行为。百年来，dang的廉洁纪律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促进dang的廉政建设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时强调，无产阶级政dang要制定严格的廉政措施，促进dang内人员廉洁奉公。列宁在领导俄共（布）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关于廉政的思想。马列主义的廉政思想为中国共产dang的廉洁纪律建设提供了基本的遵循。
18xx年x月，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分析了巴黎公社实施的廉政措施。由于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都是普选产生的，他们的工作要向选民负责，他们也不能拥有任何的特权，所以马克思认为，“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如果根据人们的社会等级授予他们相应的政府职务，那么他们的职务获取是不公正的，社会中的民众也难以有效制约他们的权力。马克思还介绍了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的薪酬，他指出：“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巴黎公社取消了高薪制，任何公职人员也不能享有薪酬之外的特权。这种薪酬制度有助于建立公社的公职人员的平等经济关系，缩小他们与工人的贫富差距，也能防止公职人员利用官职谋取丰厚的物质利益。巴黎公社经常向社会民众公布自己的言行和缺点，公社的各级领导人还经常参加选民大会，向选民汇报工作，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巴黎公社制定了群众信访制度，也建立了群众监察委员会，所以马克思认为公社的公职人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对公社公职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能促进公职人员按照社会民众的意
志行使权力，自觉维护和增加社会民众的利益。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为了维护刚获得的统治权，既要废除以前的官僚机构，也要“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工人阶级的政权可以通过法定程序罢免滥用职权的、以权谋私的公职人员，能够增强该政权的合法程度。18xx年x月，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当dang内的“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所以无产阶级政dang为保持革命性和战斗力，应当敢于跟dang内的腐败分子作斗争，确保dang内人员的行为不损害dang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职人员的普选制、工人工资制、监督制、罢免制和惩戒制，能够促使公职人员产生廉政的心理，规范他们行使权力，有效地预防和纠正他们的腐败行为。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廉政学说。列宁认为，俄共（布）“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列宁实际上指出了xxdang员的贪污受贿行为会对dang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所以xx的dang员应当廉洁自律。为了加强反腐败的力度，他在19xx年明确主张：“必须立即神速地提出一项关于惩治贿赂行为（受贿、行贿、串通贿赂，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的法案，贪污者起码要判十年徒刑，并强迫劳动十年。”列宁认为只有制定相关的法案，才能为贿赂行为的定罪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加强对贿赂行为惩治力度。随后，苏维埃政权也制定了很多关于反腐败的法律。为了加强对法律执行的检查与监督，1920年2月，苏维埃政权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工农检查院，审查dang内人员是否存在各种贿赂行为。他也主张要“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职员”。工农检查院的候选人获得几名dang员的推荐之后，还要参加专门的考试；只有通过考试的候选人才能担任该院的职员。这种遴选程序既能保证工农检查院的职员具有较好的dang内认同基础，也能确保职员掌握必要的监察知识，顺利开展dang内的反腐败工作。19xx年x月，俄共（布）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独自审查dang内人员是否存在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的现象。随后，苏维埃政权将工农检查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进一步增强对dang内工作人员的监督力度。
列宁主张既要严厉惩罚腐败dang员，也要严厉惩治包庇腐败dang员的行为。例如，当他在19xx年得知莫斯科委员会包庇应判处绞刑的dang员时，他非常愤怒，并且“宣布给包庇共产dang员（包庇的方式是成立特别委员会）的莫斯科委员会以严重警告处分”。为了确保dang内人员了解和执行反腐败的法律，列宁经常对dang员干部开展廉洁从政的教育，并且告诫他们不能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如果出现腐败行为，“对共产dang员的惩办应比对非dang人员加倍严厉”。列宁主张制定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建立独立监察和审判腐败案件的机构、提升反腐败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禁止包庇腐败行为、加强dang内人员的廉政教育，既能从国家制度的层面加强反腐败的力度，也能从思想政治上增强dang内人员的廉洁意识。
中国共产dang成立后，根据马列主义廉政思想基本原则，结合dang员干部廉洁从政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廉洁纪律的决议、条例、准则和要求。dang制定的廉洁纪律为dang员干部自觉抵制腐败行为、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维护民众的利益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土地革命时期：dang的廉洁纪律建立阶段
19xx年x月，dang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dang第一个纲领》指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该项规定能够促进地方执行委员会合理地征收和使用自己的资金，按照dang内规定开展政治活动。19xx年x月，dang的二大通过的章程指出：“本dang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该规定表明dang中央加强了对经费的管控，避免出现dang支部或个人随意使用dang的经费的现象。19xx年x月，中央政治局修订的dang章指出，“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dang部之各种会议”。省级及省级以上监察委员会人员的专职化、委员职权的扩大化都有利于委员会的人员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面开展廉洁纪律的审查工作。19xx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中华》报刊发表了毛泽东、项英关于反腐败的训令和指示，要求对dang内人员贪污公款、浪费公款等腐败行为，按照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惩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建立了中央及地方审计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中央苏区各级机构是否存在贪污浪费、预算作假的现象。由于中央苏区的多数dang员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熟悉，中央苏区的人民委员会通过举办培训班的形式加强对县级及其以下的苏维埃政府基层干部的教育，尤其是重视对他们进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中央苏区的中央政府还发动群众通过控告箱、检举委员会等途径将dang员干部的腐败行为举报给中央苏区的相应机构。对那些确实存在腐败行为的人员，中央苏区的中央政府坚决给予相应的惩罚，“从19xx年x月至19xx年xx月，中央机关贪污分子、包庇贪污和官僚主义者被法庭制裁、受到各种处分的就有xx人”。
（二）抗日战争时期：dang的廉洁纪律初步发展阶段
19xx年xx月，毛泽东在dang的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上指出：“共产dang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毛泽东要求共产dang人不随意任用亲朋好友、少计较个人利益，实际上是对共产dang人在政府工作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dang在此期间也领导了xx边区政府（简称“边区政府”）的廉洁纪律建设。例如，《xx边区施政纲领》《xx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xx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等，要求dang员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不能徇私舞弊，不能侵吞公有财物，也不能包庇贪污腐化行为，并且明确规定了各种贪污行为的惩罚措施。xx边区根据地建立的参议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审计处还可以监督边区政府中dang员的廉洁情况。边区政府也严厉惩治各种腐败行为，在“19xx年就查处了xxx多名贪污腐化分子”。当dang内出现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随意枪杀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的事件时，毛主席坚决主张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他认为黄克功作为老dang员，应该执行更严格的廉洁纪律，最终黄克功被xx边区的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三）解放战争时期：dang的廉洁纪律继续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