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一、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就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
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
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
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
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
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
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
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全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
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
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
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
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
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控录新的
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
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
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
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
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
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
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
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
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不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仿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
礼教提出全面挑战。通过批判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冲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罗网，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
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锹。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
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搁，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涨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
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
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相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利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
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题个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
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活动的，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
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谋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服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
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找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
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解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偿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
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ZZ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
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
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
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北伐
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
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
危机。
五、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
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
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翟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
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
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到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能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帝国主义和封
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
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
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
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
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
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
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
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第二章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一、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
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
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
时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
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
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
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
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
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
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
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
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
明：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
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尽管这时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革命处在低潮而党内却会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呢？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恨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烈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并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在各地武装起义蜂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依旧放在城市。实际上，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基础。
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
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
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
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
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
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
巩固。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
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
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中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
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
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二、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
“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六大后，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特科工作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西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
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立武装有很大发展。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
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就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卿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
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涨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
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适度深入”等一整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
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
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
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
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
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
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三、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霍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
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
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原因在于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
这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这时，摆在党面前的问鹏是，正确认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然而，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继续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作出的许多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发展。
“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
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并注意联系中国的实际，创作出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组织为核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现代进步思想发展和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真切严重。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再加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先后退出原有的根据地，在向西转移过程中，分别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和
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临时中央在福建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侵）、古（柏）的斗争。他们都是当时军队和地方的重要负责人，“左”倾领导人反对他们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夕”，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
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酉突围的征途。此前，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还组成以方志敏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支深入敌后的孤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出现复兴局面。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四、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
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
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
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
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
“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遗将，等侯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
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
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修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
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沪定城铁索桥边。随后，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
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已经南下的张国烹于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苏联归来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
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历经艰险，在1936
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多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地失败。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独立地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留下坚持斗争的瞿秋白、何叔衡等许多人壮烈牺牲。
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杨靖宇等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五、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
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撇主义，加紧华北的侵略，使平津
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
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处在政治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
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在华北事变后也发生了变化。据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但是，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月4日到达西安后，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
同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酉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曰”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
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
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
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是对
国民党的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在国难当头的情况
下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大政党和两个政
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五项要
求和四项保证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
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接着，又召开党的白区代表锹。7月和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其中的两个部分后经修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这些都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
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多次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阻止内战的大势已经出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继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第三章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1937年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照，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德、意、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结为反共同盟，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经过长期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
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五师，师
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
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5
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嫩1.03万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走向胜利？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
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拒绝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甚至企图通过对日作战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
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
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
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
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
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
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
量。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着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既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又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在政治上保证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而是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
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
民党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战役。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再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失陷。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大肆烧杀淫掠，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惨案，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日军在其他地方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计其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和党领导的山西
新军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敌后第一个由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响政委员会在冀西阜平成立。新四军也挺进大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最初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日军，取得巨大成绩。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
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
全国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局势的复杂，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亡国论”、“速胜论”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澄清这些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是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也产生了影响。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党以很大力量加强在国民党统
治区的工作，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
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共代表团同时驻武汉，负负同国民党联系和谈判。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建立办事处，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汉口公开出版。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而直接的接触，宣传抗日民主主张，初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在一段时间内国共合作的关系比较融洽。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
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
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工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
进行抗战。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
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
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
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
势。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
项工作迅速发展。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中，1939年11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
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不幸感染中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1940年8月，为了粉碎敌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参战部队有
105个团约20万人，故称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因而沉重地打击敌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与此同时，新四军各部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坚持和扩大苏南、皖中等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华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日格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余人发
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抗日根据地发展到
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加上陕甘宁边区共17块近
1亿人口。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大量牵制、消灭日军，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
在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党的地下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彻底转变工作方式，深入群众，以隐蔽的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人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牵制敌人的兵力，打击日伪统治，支持和配合了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取得新进进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领导下，南方局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宣传文化、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特别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上、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共商国是，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重庆成立，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南方局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同样取得很大成绩，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团结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党的影响。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组织，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利用西北特殊的地理条件沟通党和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关系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支持和配合了陕甘宁边区建设和全国抗战。
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39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给予坚决回击。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