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走向善治的智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即走向善治。关于如何实现善治，《群书治要·傅子》中讲：“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这说明，实现善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善制（完善的制度）和良佐（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才）。
首先，善制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古人认为，国家得不到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禁令不明”，即禁令不明确、制度不健全，因此人们不知道应当提倡什么、禁止什么，结果就会肆意妄为，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禁令不明、制度不完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无法可依。导致禁令不明的首要原因，就是无法可依，即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这就会出现《墨子》中所言“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的状况。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却没有统一的价值观、道德观。第二，朝令夕改。政令、制度常常变化，而且没有连贯性，也会导致禁令不明。出现朝令夕改现象的原因在于没有抓住治国理政的根本。第三，禁令繁多。“少则得，多则惑”，禁令繁复则会导致百姓迷惑。《群书治要·盐铁论》中讲：“道径众，民不知所由也；法令众，人不知所避也。”道路多了，人们不知应该走哪一条路；法令制度过多，老百姓不知道应该如何避免触犯法禁。
其次，善制是善治的非充分条件。因为制度建设总是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实践，再健全的制度也不可避免存在漏洞。如果执法者不具备正义的美德，甚至良心已经泯灭，必然会为一己之私而利用制度的漏洞，看似健全的法制也会沦为某些人更加隐蔽地破坏公平正义的保护伞。这也是出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现象的原因。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指出，无论道德原则设计得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换言之，公正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正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可见，善制是善治的非充分条件。
最后，德才兼备的圣贤君子为实现善治所必需。要实现善治，还必须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不会凭空出现，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在西方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教会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人的道德品质依靠教会培养，领导者也不例外。在西方的治理体系中，在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的同时，对领导者的道德教育也并未忽视。
